By Tsung’mi Liu
日光很烈, 三兩個蠅子嗡鬧,
爺爺躺在他的地裏喘息,
很久很久以前墾出的地,
還沒有爸爸時就有了的地.
一鍬鳥糞,
一塊牛肥,
一筐火灰往地裏喂,
地吃得可飽了, 爺爺說.
三月份園子裏就飛來蜜蜂,
在金菜花上鬧騰;
青皮腦瓜狗在菜畦裏跳來跳去,
怎麼也抓不著花蝴蝶.
燕子越飛越高,
喜鵲開始比往年來得更晚.
爺爺費力地鋤了幾鋤,
歎息他老了.
有條蚯蚓要鑽出地面,
爺爺聽見喘氣的聲音,
‘呼呼, 呼呼, 呼 …’,
爺爺躺在地下安息.
劉宗密 @ April 9, 2012
By Lexus Yuen
2年又8個月: 3次調動, 1次離開; 善始不善終.
別人的鄉村
第二次調動 – 唐仲容圖書館到精忠圖書館.
手機被盜促使我去選擇是否仍然相信人性, 以什麽為根基.
或許生活中出現過太多騙局, 總是被善意地提醒不去同情, 相信陌生之人; 於是, 以各種名義, 抱團取暖. 但這樣的抱團並不總是管用, 一如立人的斷裂.
還在都江堰的時候, 有人向女朋友’狀告’我跟孩子搶玩具, 振振有詞的對女朋友說: ‘小孩子也是人. 就因為像妳一樣的大人們不把小孩子當人看, 才教不好他們.’ 但這最多只能算是理論, 還沒有中國特色化的理論; 現實永遠比理論來得複雜.
鄉村的孩子一般會比較野, 一旦脫離現有秩序, 橫衝直撞在所難免 – 吵鬧, 駡人, 打架, 偷盜. 抱怨嗎? 又該抱怨誰呢? 孩子們? 他們又做錯了什麽? 他們不過是延續了自己生活的習慣而已, 一如國產手機永恒的月亮之上. 自己嗎? 戰場之外爲何還要時刻警戒? 鄉村又在什麽時候蛻變為剛果的叢林?
然後, 我看到了兩種人, 看到了規則的有意識和無意識. 規則的有意識又分為兩種, 自覺地維護和自覺地摧毀; 規則的無意識則比較簡單, 伺機破壞現行秩序. 面對困境, 自覺維護規則的人選擇改革, 以保證社會的底綫不被突破; 自覺摧毀規則的人, 與規則的無意識一道, 傾向用暴力摧毀現行秩序. 暴力不一定流血, 例如地鐵工人的罷工算是地鐵工人對平時依靠地鐵出行的人強行施加的一種冷暴力. 每一次危機, 都是這三類人, 兩種人的較量. 所謂文明, 就是大家自覺在一套大家商定的規則下行事; 所謂野蠻, 就是俠客行, 就是快意恩仇.
規則意識並不與生俱來, 所以也曾偷盜, 也曾背叛. 通過<藝術: 讓人成爲人>, 我第一次認識到人生並非那一條走到頭的直綫; 人性的美好自此根植心中 – 一個未經驗證的假設: 誠心付出, 有所回報. 直到 … 這不算是意外, 回頭想想也算是一種回報, 至少證明好人難做, 還需具備能人的特質. 也正因爲這樣, 圖書館才顯得更加重要 – 不經過書本, 他們如何去接觸那些高貴的靈魂; 不建立社區, 他們怎樣培養自己的規則意識?
那年暑假, 我們一起在老龍潭嬉戲. 我知道, 自己終于和他們一樣; 在那裏, 我可以被打倒.
人生, 從理性走到了信仰.
第三次調動 – 精忠圖書館到熊培雲圖書館
第一次遇見, 操場; 第二次, 汽車站. 被我拉著走路回去, 聊彼此的夢想.
來年清明, 我問, ‘妳有沒有發現, 一切都沒有變, 還是和原來一樣?’ 只是, 時空裏的孤單終使她離開學校, 去到廣州.
晚上, 在咨詢室看書, 順帶陪她; 一個學生找她交這周的心理報表. 回到熊舘, 接到他的電話, 原來他想辦雜誌, 找我入夥. 他說, 我看書的樣子觸動了他, 當時就覺得這小子不錯, 就是他了. 我把他推薦給女友, 認爲她的觀點比我正常. 雜誌沒辦成, 倒是就這樣成爲了朋友.
一個女孩兒, 喜歡那邊的一位老師; 周末在宿舍, 無意閒碰到. 好奇圖書館, 要來圖書館做義工 – 整書, 除塵, 代爲採購辦公用品; 差點成爲我的音樂啓蒙老師.
…
這一切, 不只是成人的童話.
離開的離開
想起去年七月份, 曾琳離開的時候我勸她要記得包容, 記得去愛, 面對立人的種種非常態. 回想起來, 這只不過是种置身事外的英雄主義罷了; 因爲事到臨頭, 我也只是選擇離開.
剛開始, 身邊的朋友, 包括我自己, 都以爲離開是因為理念的分歧. 情緒褪去, 才察覺如此邏輯的荒謬. 去年年會之後, 英強特意發郵件詢問我對立人理念的理解. 那時回復, ‘经由阅读, 幫助鄉村青少年完成精神上的 (自我) 啓蒙.’ 這樣的理解並不算錯, 如何去做彼此卻有很大分歧. 立人内部出現過不少類似紛爭, 大都以英強或小樹的結論作結; 不認同的選擇離開. 當小樹咄咄逼人地論證英強權力來源的正當性時, 無意閒指出了英強與立人的同一性; 既然理事會只是一個擺設. 於是戲劇性地, 與英強的分歧等同於與立人的分歧; 思考變得不合時宜.
可惜, 來到立人, 不是也不能成爲李二世.
在西安, 立大學員分享立大將她們從平時的那些標簽中解放出來, 使她們收穫了自由. 我對英強說, ‘但妳看, 她們又給自己貼上了立大的標簽.’ 英強反問, ‘難道妳會反感立人的標簽?’ 我說不出話, 當一個組織開始去迫害那些善良的人時, 我不知如何繼續以它為榮. 其實, 標簽沒有好壞之分: 人載之, 人覆之. 當我最終決定離開, 寫下這樣的句子, ‘我希望有天, 妳能將我的所有標簽去除 – 我不是那個姓袁的人, 也不是那個立人的人; 甚或, 妳不再記得我的名字. 我希望現在, 是我做了什麽, 或者沒有做什麽, 才將我們聯結在一起; 當妳回憶的時候, 過去也由這些細節組成’.
漸行漸遠, 與立人.
自由, 公民這樣的字眼, 總讓我心生疑慮: 在一個不自由的社會裏, 急於去宣揚類似的概念, 無異於另一种意識形態. 教育, 失卻了耐心; 最終淪爲滑稽的秀場. 很喜歡胡适之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2年下來, 終接受這是能人的立場; 退讓換來的不是尊重, 而是進一步地侵佔. 退出決策團, 朋友對我說, ‘妳這樣的做法只會讓事情更糟糕, 妳已經無法平等地去玩這個遊戲了.’ 不做館長, 他說, ‘分舘是立人最小的單位, 妳能守住的最後堡壘. 如果失去, 妳還會有什麽自由? 最終, 妳會陷入一個自我否定的漩渦, 過去的一切努力都將沒有意義.’ 結果, 一語成讖. 不由想起 The Dark Knight 裏面的一句臺詞來, ‘Why so Serious?’ 是啊, 一直太過認真, 哪裏會有什麽自由; 抑或, 又有什麽不自由? 注定是要走到這一步的, 哪怕去反對曾經的自己. 過去錯了嗎? 我以為自己不會離開, 立人不會改變. 一切, 沒有辦法重來.
尹虹跟三炮的離開, 人一下子凸現 – 沒有人的堅持, 圖書館也將不復存在.
過往這些紛爭, 焦點最後總是制度, 程序正義; 似乎有了程序正義, 結果正義也就不言而喻. 這樣的幻象一直持續到最近參加的一次華中區周例會. 也就那時, 突然醒悟: 自己一直陷在自我編制的幻境中不曾醒來. 我一直強調制度的根源是愛, 不遺餘力促進立人的制度建設; 但抛卻這個根源, 制度本身就變成一種利益博弈的工具. 恰恰表面上, 這兩者並沒有區別. 促進制度建設的同時卻不曾警惕制度的工具化傾向, 無疑是種偏執; 立人之人本來’各懷鬼胎’, 一廂情願同仁都是理想主義者, 這又是怎樣地自我中心? 失卻了理想主義, 立人和希望工程, 西部支教計劃走上了同一條路.
权力集中吗, 一如决策团成立的初衷? 於是, 屁股決定腦袋的事情時有發生: 沒有真理, 只有權力的信奉. 分歧試圖用武斷和暴力結束: 既看不到別人, 也看不到自己. 最終誕生決策團和專職義工兩個階層. 權力集中無可避免的副作用就是’效率’的提升: 行動代替思考, 安撫心靈; 換言之, 行動本身成了目的. 不由想起今天看到的一條倡導公共交通出行’尊老愛幼’的微博來: 讓座儼然是一項群體壓力下的任務, 而非自身悲憫之情的運作. 相比’需要幫助的人’這樣一個模糊的範疇, 我們劃分出’老, 弱, 病, 殘, 孕’這樣一些易于識別的人群來彰顯我們自身的良善. 經常, 硬朗的老人, 活潑的孩子被安置到座位上; 而可能更需要幫助的人自謀生路 – 一如第一次坐公交痛苦蹲下的自己. 這是怎樣的本末倒置, 又是怎樣的整齊劃一? 如今的立人太着急向 (潛在) 捐贈者宣告: 我們在做很多有意義的活動, 快快支持我們吧! 所謂很多, 無非換個人從頭來過罷了; 沒有專職義工的流動, 立人的活力也就消逝大半. 也許有天, 立人能夠停下來面對自己: 追問自己是否只是借用了鄉村圖書館這樣的概念; 或者, 鄉村圖書館是立人的障眼法. 借助鄉村圖書館, 立人抒發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悲天憫人: 借用邊沁的觀點, 人類社會是一個充滿動物性的集合体; 但是, 我們應該更加斯文一點, 稍微克制/隱藏一下自己的動物性. 於是, 立人描繪了一個又一個類桃花源 (對捐贈者): 在那裏, 還是有苦難, 但是苦難只是一種點綴; 就像大雨裏擁抱的情人, 徒增浪漫而已.
立人想象一個人文化的社會; 卻同時割裂人與人的聯係 – 最終一切只能停留在幻想. 法律的嚴苛也許能夠防範人們犯罪, 但那是恐嚇; 立人的存在也許能夠促使人們溫情, 但那是引誘.
結語
曾經, 想就此在修水邊按一個家, 結束這漂泊的日子. 電飯煲, 書桌, 臺燈, 茶几, … 家具一件件添置. 可惜, 世事變得太快 – goodbye, my pipe dream.
於立人,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歸屬, 偶爾的交叉並不能改變彼此的軌跡; 即使很是美麗. 每個人只是按照人們期望的樣子 – 或者說是英強期望的樣子, 去作為; 沒有内在的驅動力. 我們看到的不是生活, 更多的像是電影的Script; 我們只是拍片時探班的娛記.
失望, 落寞; 希望有天最終走向和解, 帶出一片立人的春天. 是為結語.
By Lexus Yuen
12年的1月2號, 接到阿飛的電話通知: 熊培雲圖書館的館長將由曲婷接任, 2月1日起施行. 只是, 這樣的變故自己卻並不是那麼容易消化.
好消息 & 壞消息
1月2號下午休息的時候, 給女朋友打電話說, ‘告訴妳一個好消息, 也是一個壞消息. 好消息 – 我不用再做熊培雲圖書館的館長了; 壞消息 – 館長補貼沒有了, 本來剛好夠一個月的房租和話費的.’ 當然, 她更多的是不平, 對英強很大的怨氣. 我說, ‘我本來就不喜歡做那些事情的, 現在終於可以不做, 不是應該高興? 以後, 我也可以做些自己喜歡的事情, 比如人體圖書館, 比如系統的整理介紹人文學.’ 儘管這樣, 自己並不能完全釋懷 – 坐在1路公交車上, 看房屋一路敗壞下去, 直到終點站.
1月10號開始請假, 和學生玩玩遊戲, 寫完日誌<尷尬的圖書館 – 結束語>, 過去的三年自此告一段落.
‘看完 (日誌) 就一個感覺, 悲傷逆流成河’, 女朋友看不出新意, ‘妳整天批評立人這樣不好, 那樣不好; 妳自己又做了什麼?’ 我無言以對, 仔細想來, 似乎自己所做的一切某種程度上都沒有意義; 妳說得再多, 也只不過是一種置身事外的英雄主義罷了. 後來一天晚上回家的路上, 我說, ‘假如中國有總統, 我批評總統並不代表我自己要坐在那個位置上去改革, 立人也是一樣. 甚至, 我自身就是批評的對象也沒有關係; 妳知道, 知善並不保證為善.’
程序正義
就利益相關人来說, 我是最後一個知道自己被解除館長職務的人; 而且, 至今並不清楚原因. 面對這樣的流程, 除了難過, 我感到更多的是恐懼: 就好像被判了死刑, 卻直接送妳一顆子彈.
當時我正在思考該如何撰寫曲婷的實習報告, 卻被最終告知曲婷將接任館長. 我不明白HR部是如何最終確認曲婷轉正的: 如果是在曾經的實習基地黃侃圖書館已經決定要將曲婷留下, 後面的2個月實習期是什麼意思? 為立人節省￥ 1,200的開支嗎? 如果不是, 又是通過什麼途徑?
有天對女朋友說, ‘做館長的時候, 需要考慮很多事情, 也需要擔負很多責任; 專職義工不同, 我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她笑著調侃, ‘妳還真把自己當個官啊?’ 我說, ‘不管怎樣, 館長都是立人內部的人, 需要協調分館與立人的方向, 壓力也自此而來; 就像公務員也是政府人員, 只不過處於末端罷了.’ 但當我看到館長會議上對館長的角色定位中包括’組織領導者 – 激勵, 領導分館所在的員工和志願者開展工作’時, 那些從沒說出的話卻分外明晰起來; 少量員工 + 大量志願者的模式也變得可以理解. 在決策團看來, 一個分館只需要館長1人即可, 保證方向的正確性; 大部分不重要的工作通過志願者來完成, 長期或短期. 那些閒職的專職義工, 只不過是股需要規勸的力量罷了, 不能任其自發生長.
去年11月一夏來館, 我說, ‘立人的每個人都是可以替代的, 無論處於什麼位置.’ 所以當我聽說8月份將由HR部決定誰是員工時, 我的第一反應只是, ‘誰決定HR部的人是不是員工?’
這樣的環境下, 沒有人安全.
如果立人不自由
如果所有圖書只能有一種站姿, 穿一套衣服 (標簽的位置等)?
如果閱讀推廣只是增加圖書館的覆蓋面, 而非閱讀的深度?
如果自由讀者俱樂部只是妳來自由的讀選定的圖書?
如果圖書館只是各種喧鬧, 唯獨不適宜讀書?
如果我們所做的一切, 都需要被看見?
如果, 如果立人不自由?
…
這世界, 哪有什麼如果.
By Dinglin2
我們已經忘記有過這樣的日子, 人們習慣被戶口糧票囚在自己居住的城市裡很少出門. 接著是突然而來的1966年政治風暴, 目不暇接的意外塞爆了火車. 未成年人像包裹一樣摞在車廂中被送到路上, 出門卻並非以旅行的名義 – 領袖召見且令他們去散播革命火種. 他們就在點燃青春的同時, 焚燒能夠找到的所有書籍. 無知無覺中, 順便也毀了自己未來閱讀的機會. 趁一片混亂我也出了門, 父母竟然同意我的看法: 若能居無定所浪跡在外, 也定比夜夜睡在家中床上更加安全. 我迷迷糊糊用十四歲的腳步翻山越嶺, 走出千里之外, 卻仍是一次不成功的逃亡.
再次出門, 已是兩年之後. 從南方北上五天五夜, 我輾轉抵達當年簽出<璦琿條約>的江邊小鎮. 五月冒尖, 江南早已花紅柳綠, 這裡卻是冰封半年之後剛剛開江, 天地間尚無一絲柔情綠意, 滾滾而下的冰排把黑龍江變成一條浩浩蕩蕩的遼闊冰河, 冰流隔開了我們和那個蘇聯小城海蘭泡. 那一刻完全忘記了下游的珍寶島, 中蘇剛剛在那裡打了一仗; 也忘記了我們被送到這裡來雖非士兵卻為著’戍邊’的佈局. 隱約之中, 那首叫作’黑龍江波濤’的蘇聯手風琴曲在心中響起. 我對自己說, 這是貨真價實的西伯利亞啊, 最低氣溫零下四十八攝氏度. 小說中讀過的冰雪覆蓋的俄羅斯, 真的就活生生站在我們面前. 望著對岸建築上的列寧像, 我開始試著理解國境線的意義.
我想看看對岸列寧像背後的生活, 僅僅是出於好奇 – 哪怕是看列寧像, 我也希望走近去看. 可邊境線是絕對不可逾越的界限, 我也已經學會萬不可透露那一點點好奇, 那是對好奇心不予承認的年代. 旅行的好奇心假如越出國境線, 不論向哪個方向, 都等同有叛國和投敵的意圖, 而當時的法律給意圖甚至遐想定罪. 今天的人理解冷戰, 會把紅色國家都掃作一堆歸在一方, 豈不料它們之間也兵戎相見, 如我眼前的中蘇兩方, 此岸與彼岸正不共戴天. 我們裹著離開學校前領到的厚厚棉衣, 頭上扣著翻下耳朵的棉帽, 一色的國防綠, 沒人能看出裡面有一半是女孩. 當時真沒有一點點預兆, 將來某一天, 我們中間會有人合法領到護照, 越過國境, 遠遠飛走.
最初的國境線經驗, 讓剛剛涉世的我加深了對文字的懷疑, 知道有一類被稱作宣傳的文字是靠不住的. 懷疑的萌發, 最初始於文字急劇下滑, 流於粗鄙, 後來更引出鋪天蓋地的頌揚文字和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 我在國境線旁第一次試圖對中蘇現狀作出自己的判斷, 無師自通地發明了戲稱’國境線人群流向檢驗’的國家綜合狀況比較法. 我假設, 眼前雙方的國防兵和國境線瞬間消失, 而兩國百姓突然被告知可以自由通行, 我閉上眼睛想像會發生什麼事情: 一開始定是一片混亂, 大家都和我一樣充滿好奇, 要去沒有去過的地方看個稀奇, 看個究竟. 然後, 假如兩國間有很大差距, 優劣高低將立見分曉. 這裡一定開始出現拖兒帶女, 背著包裹的定向人流, 而流動的方向, 就應著那句古話’水往低處流, 人往高處走’.
這發明其實只是一個現狀推理. 上世紀70年代初的中蘇兩國, 儘管社會制度相同, 兩邊的越境狀況卻並不對等. 蘇方過來的幾乎無一例外是諜報人員; 而我們這裡夜黑風高在冰封的江面冒死跑過去的, 大多數是和我們一樣無知的青少年, 理由如此簡單: 此岸的校門都對我們關上, 而對岸的學生們至少還在正常上學.
此後, 再讀俄國小說, 看巡迴畫派, 總能穿過書頁透過畫布看出西伯利亞厚厚的積雪來.
我們尋找不同的藉口回到出生的城市, 整日遊蕩, 有的是時間卻無書可讀. 在力氣無限, 好奇心也無限的年齡, 我們發現眼前的世界著實令人沮喪: 書已經被燒得所剩無幾, 我們視野局限, 劃地為牢. 不僅是閱讀, 各路音樂戲劇詩歌電影攝影繪畫都統統消失, 只留下革命的那一路. 等到燒書的同齡人醒來, ‘燒’萬漏一, 倖免於難的書籍早已迅速鑽入地下, 突然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唯餘幾堆灰燼. 這時, 燒書和被燒書的我們幾乎一起陷入癡迷, 轉身不假思索, 上天入地追獵殘留的書籍. 我們以奇怪的方式閱讀. 先從讀到某本書的幸運兒那裡聽得片斷和轉述, 然後記住書名四處打探, 直到最後從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那裡, 七拐八彎地把書借到手中. 然後, 自己就成了那個能夠轉述故事的幸運兒, 繪聲繪色地在另一批同伴中掀起另一波覓書的瘋狂.
書籍向我們慢慢打開國門, 我們在書籍中慢慢展開少年人的想像. 我們遊蕩在一個個陌生國度的陌生鄉村, 遊蕩在一個個陌生城市的陌生街道, 無聲無息, 如同忽暗忽明的幽靈, 常常不明白虛幻的是世界還是自己. 我無數次在夢中打點自己的行裝, 醒來卻還是滯留在頭上一片紅旗, 身上一片灰藍的圍城裡. 一切豐富的色彩都由書籍引出, 又留在書中. 我心中的良性循環是這樣的, 閱讀帶來旅行的嚮往, 而旅行又誘發深入閱讀的興趣. 而我們年輕的循環, 始終沒有離開自己的個人世界, 一切盡在想像中. 我們在書籍引領的想像中認識自由, 也開始體驗這種獨特的自由. 那是一種奇怪的體驗, 如同天使伸出手來, 感覺自己飛速上升, 發現自己的思維突然脫出環境的桎梏, 突然有一種靈魂飄蕩在空中的超逸.
是的, 今天我還記得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只能叫做超逸. 周圍世界突然和我沒有關係, 我自由而且年輕, 我雖然生活在一個單色的世界, 卻相信世界不會永遠單色, 不會永遠是我看到的那個樣子; 我雖然無法走出去, 卻知道天外有天, 世界上還存在另外一個世界.
脫離周圍世界, 我們成為特殊的一群, 在各個角落都有這樣的年輕群體, 悄悄聚在一起. 然而, 無奈感仍然時時襲來. 我記得我哥哥一輩的朋友告訴我, 在人類第一次登月的消息傳來, 他們正在一個小山村裡. 一個朋友沖進小屋激動萬分: ‘人類已經上了月球, 看看我們還在幹什麼!’ 我們在幹什麼? 我們無奈地被隔絕在完成學校教育和實現所有夢想的機會之外. 這樣的經歷形成了一代人的逃離渴望, 無論是怎樣方式的逃離. 我們似乎早已準備了一萬年, 也等候了一萬年, 把自己鑄成搭在強弓之上的一支飛箭, 就等待無形鐵幕被擠出一條縫來, 然後就會自由飛向天空, 哪怕焚毀在自由之後的瞬間.
我看同齡人回憶那個年代, 常常更多記得恐懼, 壓抑, 甚至因此久久留在無形的陰影裡. 不知為什麼, 我更多記起的, 是那些未曾謀面的作者譯者引領下的歡樂時刻, 記起自己超越恐懼的那個轉捩點. 強勢製造的恐懼還在那裡, 可是妳自己驟然改變, 變得能夠面對世界也面對自己. 那一刻妳看到’強大’的虛妄和虛弱, 妳發現自己不再是一個純粹的弱者, 心中有一樣東西在壯大起來. 在周圍的人都關心這個世界是不是紅色政治正確的時候, 妳開始關心自己是不是和能不能做個誠實的人加入良善之列. 書籍告訴了妳, 妳知道另外還有一個世界, 在那裡, 微笑是相互認同的依據, 心裡開始有了期待和被期待的朦朧. 這樣的記憶開始在我的心裡擴展而壓倒一切. 我也因此開始相信, 有能力步入陽光, 才真正開始擁有在陽光裡生活的能力.
我突然想到, 在那個時代, 書籍是一種特權, 閱讀是一種特權, 人變得正常敏感, 人得到幫助和提升, 竟然都曾經是一種特權. 甚至那種特殊的無奈感和逃離渴望, 都源於這樣一種特權. 我們大多數的同齡人, 在人類首次登月的那天, 可能沒有得到消息, 也沒有感受刺痛的機會. 他們在勞作中麻木, 他們也許也找過, 卻沒有那份幸運, 找到和讀到我們當時讀過的書籍.
在1976年中國突然結束’文革’之後, 我們看到了自由的開端. 但那時, 汽車和出國還是同樣遙不可及的奢侈品, 我能夠擁有的最大夢想, 就是騎著自行車遊遍中國. 可惜這樣的計畫最終沒有付諸實行. 我抓住一切可能的旅行機會, 哪怕背著大包一次次在山中孤行. 我在充滿濃濃煙霧, 擠得水泄不通的車廂裡搖搖晃晃站立三十個小時, 或是獨自搭著牛車摩托車, 搭著手扶拖拉機, 在顛簸的小路上穿行, 我是為了看一眼沒有看見過的古刹? 抑或只是為了告訴自己確實自由地走到了一個沒有到過的地方? 我不知道. 還記得千辛萬苦來到深山, 和唐代古殿唐代彩塑靜靜相對, 不敢相信, 久遠期待的歷史撞擊, 真會在心中留下永久的震撼. 只要活著, 閉上眼睛, 那一刻的震驚, 就活生生在眼前再現.
所以, 在離開國境的可能終於出現的時候, 只要可能, 我們幾乎毫不猶豫別無選擇地飛射而去. 是父輩和自己多少年的鋪墊, 拉開了那張滿滿的弓. 那一刻, 我沒有想很多. 我只想到我終於可以自由, 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不知道為什麼, 也不知道別人是什麼感覺, 我只知道, 看一看世界, 對我比一切的一切都重要. 我對自己說, 我要走遍世界走遍已經讀過的每一個國家和城鎮. 心裡明知這不可能, 我還是固執而不能放棄夢想 – 我想我會繼續這夢想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分鐘.
辛勞和謀生自不待言, 而旅行, 閱讀, 寫作, 這樣完美的循環似乎終於啟動. 每次上路, 我在背包裡塞進幾本書, 通常除了導遊手冊, 還有那裡的歷史, 前人的遊記. 有時候一路走能一路讀上一堆; 有時候帶的書顧不上打開又原封不動背回. 我問自己: 這不是妳很久很久以前期待的理想狀態嗎? 我卻忽然變得遲疑, 我不知道, 至少不那麼確定. 我只知道, 任何一種狀態中都有陷阱.
我們的自由渴望和創造力, 局部來自於一種特殊的生活經歷, 我也看到, ‘經歷’在這個特殊群體中也在越來越成為一種負擔. 周圍的同齡人出現幾種可以歸類的趨同傾向: 趣味, 視角, 觀念, 判斷, 興奮點, 以及理解方法, 表述方式. 一代人有自己的歷史特徵, 也有它獨特的歷史責任, 同時也有他們的局限, 有等候他們的同一口歷史陷阱.
同樣, 進入一種模式, 就可能進入一條軌道. 旅行可能為了寫作而規劃, 閱讀可能變為資料查詢而失去樂趣, 寫作可能成為一個必須的工作, 生活和妳的初衷就在不知不覺中變味. 妳向著一個方向走了很多年, 山重水複, 什麼障礙都越過, 卻可能在平原輕輕易易就迷失自己. 於是, 我在想像中回到那個原點.
在走過北美, 走過巴黎, 走過西班牙, 走過義大利, 又回到亞洲走過印度之後, 我試著尋找那個站在原點的自己. 曾有那一天, 這遊歷世界的旅途在想像中都絕不可能發生. 那時我們的命運被動而沒有選擇, 但卻渴望讀書, 渴望見到世界. 心在胸膛怦怦跳動, 健康而年輕.
那一天, 黑龍江下著冰排, 我們站在一個開端, 內心沒有負擔. 我們站在不可逾越的邊境線, 瞭望外面的世界. 一無所有, 卻內心平衡, 對世界充滿好奇.
Sources: 走向世界的起点 (南方周末).
God, give us grace to accept with serenity
the things that cannot be changed,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which should be changed,
and the Wisdom to distinguish
the one from the other.
Living one day at a time,
Enjoying one moment at a time,
Accepting hardship as a pathway to peace,
Taking, as Jesus did,
This sinful world as it is,
Not as I would have it,
Trusting that You will make all things right,
If I surrender to Your will,
So that I may be reasonably happy in this life,
And supremely happy with You forever in the next.
Amen.
By Lexus Yuen
11年會分享時坦言: 自己的夢想只是心安. 想像自己80嵗, 在海邊蓋一座房子 – 有菜園, 有碼頭; 與競一起打理著生活; 兒女們偶爾會過來團聚; 還有一條長長的小路, 由此我們走入這個場景 …
只是如何安心? 不知不覺閒, 答案已經開始轉變.
現狀
自2009年8月24日去到茶垻 (四川巴中的一個小鎮) 開始, 來到立人已經三年有餘 – 信任, 懷疑, 離棄; 這一切慢慢地走過. 很多人失望離開, 更多人懵懂進來; 似乎留下了什麽, 又似乎什麽都沒留下.
某种意義上, 立人倡導的是一種微公益 – 每個人都可以為改善這個社會力所能及. 當然, 專職義工的投入已非舉手之勞; 但從整個社會來説, 成本依然很低, 至少那時候如此. 自小的貧困讓我明白貧困到底意味著什麽, 也更迫切地想要做些什麽來改變; 因此選擇圖書館這個最能持久改變人心的地方.
但這樣的選擇並沒能帶來心安.
看著孩子因爲閲讀; 因爲我, 因爲圖書館, 慢慢發生一些改變, 我會由衷高興; 看著他們因爲圖書館的’庇護’而恣意妄爲, 我也會氣惱異常; 看著他人因爲我的選擇或嘆息, 或羡慕, 慢慢不再解釋. 總是將自身, 從所處的現實中相對抽離開來, 以掙脫其裹挾. 於是, 剩下的, 就只是孤單, 徹頭徹尾的孤單.
立人與專職義工的關係其實很奇怪 – 兩年之内, 立人與他而言, 只是一個做事的平臺; 兩年之後, 立人才會考慮為他承擔起更多的責任來; 當然, 前提是彼此滿意. 因此, 立人本質上是鼓勵專職義工完成一個合理的服務期后儘快離開的, 好降低運營成本 (怎麽感覺像’臨時工’?). 立人本身成爲專職義工的一個障礙. 每一個來立人的人, 最開始都是腹背受敵. 這就和上帝試探那些聖徒是一個道理; 只不過, 上帝試探之後, 開出的是一條恩典之路. 在這裡, 立人完成了對上帝的僭越. 面對上帝的試煉, 唯有依靠對上帝的信; 面對立人呢, 對立人 (主義) 的信嗎?
兜兜轉轉, 卻還是回到了起點 – 安心做事, 與人無爭.
圖書館有觀點嗎?
記得去年12月份南開大學思源社捐書的公佈, 招致一堆情緒化的批評. 是否, 私下處理就是更好的方式? 不傷感情 (表面上); 卻同時讓那只’看不見的手’失靈. 缺少了對捐書的有效反饋, 捐贈者也就無從了解圖書館的實際圖書需求. 我想, 批評並非如熊老師說的是在做減法, 詛咒才是. 出於愛, 沉默或者反對, 審慎選擇; 誠如羅曼·羅蘭遲到50年的<莫斯科日記>. 錯誤在所難免, 繞著每個人的局限.
或多或少 , 帶著一種偏見, 我們習慣將人模式化; 而忽略人與人本來的差異. 比如, 看見教師, 妳期待他愛學生甚過愛自己; 遇見乞丐, 妳恨不得他對妳搖尾乞憐, 自己再厭惡地走開; 公益人士? 最好是天使 … 失望了? 批判唄, 站在道德的高度上. 只是這樣通常不解決問題, 無謂將問題陷入情緒的圓圈.
某种意義上, 圖書館就是帶著面具説話的我們. 只是, 我們帶上面具, 是否就能夠隱藏自己, 扮演完全不同角色 – 純理性, 無偏見? 如果不能, 我們要做的就只是不要刻意扭曲. 如果少些先入爲主, 少些自以爲是, 是否就能夠彼此多些信任, 一如刑事案件中的無罪推定?
至於圖書館的價值, 我想就是它能夠提供的服務, 以及讀者對這些服務的利用; 與藏書倒無多大關係. 如果惡可以被驅逐, 就不會有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 如果善可以被栽植, 失控的法國大革命留下的又是什麽? 因此, 圖書館只是一個各種思想交流, 碰撞的中心, 它能夠容忍的各種觀點的邊綫就是它的觀點. 也只有這樣, 圖書館才不會淪爲又一种主義的載體.
下一次再遇到官方平臺, 腦中首先浮現的, 我想, 是那些背後維護平臺的鮮活的人, 而非整個組織或團隊.
寬容的邊綫
在圖書館, 遇到最多的問題該是一本書如何處理: 分類, 上架; 庫存; 廢品? 如果妳不幸是個完美主義者, 幾千本書已足夠讓妳抓狂.
試過一些方法以確保每本書都能得到合適處理 – 3個人 (人數是奇數即可) 的時候協商投票; 2個人的時候則必須意見一緻; 1個人的時候就只能依靠網絡.
曾經好幾個月, 幾乎每天都是這樣度過. 無數次地問自己, 這本書是被需要的嗎? 那本呢? 最先遇到的問題是自我懷疑 – 原先關於書籍的那套標準徹底失效. 因此幾乎每天, 我都在突破自己對圖書的嚴苛要求, 以應對林林總總的新書. 圖書的分類也同時有所更改 – 或合併, 或細化. 慢慢地, 圖書是否上架開始適用言論自由的規範之一 – ‘明顯而即刻的危險’; 畢竟, 誰也無法保證看到斷臂維納斯, 讀者聯想到的是美, 而非性.
例外?
純意識形態產物另當別論, 比如將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編寫的政治類書籍<七個’怎麽看’ – 理論熱點面對面 2010>歸類到學習參考類. 這其實是一種不得已的反歧視, 引導讀者跨出那些虛擬的籬笆, 學習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偏執, 自我懷疑的對立面, 卻也頑固存在. 常對學生說, 個人自由的邊綫就是不傷害別人; 可惜, 這只是一個道德的約束: 生性好靜, 卻要忍受每天吉他的練習; 支持正版, 盜版的XP無形阻斷工作與生活的聯係; 等到綠燈, 呼吸直行無阻車輛的尾氣. 如果好人困頓, 惡人當道, 爲什麽還要做好人? 以前: 理性來看, 這是最低成本的生活方式, 卻發現這理論上只能在自由社會有效; 現在: 心靈的一種現實需要, 不是刻意要做好人, 只是聽從内心的呼求, 竟然也就做了善事. 前者是人文主義的自我約束, 是用形式引導人性; 後者更多指向宗教, 指向宇宙中那位不可知者. 相信, 神和撒旦同住在我的心中, 上帝尊重我的選擇, 撒旦卻迫不急待地想要將我拉入深淵. 於是, 每一次犯下錯事, 都能感受到加速下落帶來的壓迫感. 我祈禱, 祈求上帝能緩解我的痛苦, 讓我重回堅實的地面. 於是, 那些橫衝直撞的人, 不再是仇敵.
寬容的邊綫 – 浪子終回頭的信念罷了. 不同於人文主義地植入; 而是, 自内而外, 盤根錯節地生長.
結語
如果有人因爲<聖經>而妄稱上帝的旨意, 我們又如何去貶低<貨幣戰爭>的陰謀論? 即使垃圾, 也能撐起我的身體, 讓我於這世間行走.
自妳離開, 我覺得, 留下的都是罪人.
By Dinglin2
我見過一次餘傑.
2003年冬天,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查數據. 當時適逢服務中心成立四十周年紀念活動, 我順便幫著做點海報設計等雜事, 也聽演講, 見到不少國內外學界名人, 學術泰斗, 並不覺得這些熱鬧和自己有太多關係. 過後回到鄉下的家, 大多見過的名人, 都速速忘記了.
臨走卻有件事情給我留下較深印象. 那是最後一天, 朋友對我說, 晚上龍應台要來演講, 演講前東道主要請她吃飯, 朋友受邀也邀我同去. 久聞龍應台大名, 煞是好奇, 就高興跟去了. 席間都是能說的, 我不必說, 可以多吃, 還滿足了近距離觀察龍應台的好奇心. 原來以為, 在臺灣民主化之前一把把燒著野火的龍應台, 總是個強人, 兵來將擋, 水來土掩. 可眼前龍應台完全不是: 被一群陌生人關注, 她並不自在; 對下麵的演講, 她好像還有點緊張.
會場是在中大邵逸夫堂過廳, 並不大. 這是中大無數講座中的一個. 東道主為打開學生視野, 請出名家, 週五下班後, 再為學生舉辦沙龍式講座. 據朋友介紹, 龍應台這樣的名人來, 學生應該趨之若鶩, 可惜事前宣傳不夠, 這次只六十來個學生. 另外, 還有七, 八個恰好撞上的外來訪客, 其中就有餘傑. 我原來就聽說過他, 那天下午遇到, 我們只匆匆交換聯繫信箱, 並沒有時間聊.
龍應台講自己在臺灣’文人參政’的體會, 補充了我對臺灣的瞭解, 很有收穫. 提問她也回答得從容. 屋子中間有架鋼琴, 其間還有個女生為大家演奏, 可見東道主營造氣氛的苦心. 不久, 我見旁邊的餘傑高高舉起手來, 向龍應台提了令大多數人意外的問題, 大意是: 妳為什麼只批評臺灣政府而不批評大陸政府? 為什麼不寫文章評論’六四’? 問題顯然令東道主尷尬: 問題和演講無關, 純屬個人批評, 如同主人請了貴客, 又當眾給客人難堪. 主持人陪著小心問: 能不能跳過這個問題? 立即有人反對.
龍應台表示願意答, 她提到自己分別用中英文寫過有關’六四’文章, 可能餘傑還沒機會看到. 關於是否批評大陸政府, 她說, 今天的聽眾提問都局限在演講內容, 並沒有機會牽出這個話題; 假如泛指以往, 她並沒有回避批評, 但也確有顧慮: 身處大陸之外, 批評得再尖銳, 自己也沒有危險, 如此反而猶豫, 不願輕易’表現勇敢’充當英雄. 接下來短暫休會時, 餘傑離開了. 看得出他沒被說服, 周身是情緒. 散會已是深夜, 第二天一早我就離港返美, 還沒到家, 信箱裡已有一封餘傑來信, 原來是繼續批評龍應台的長文. 我也不知如何回信好. 當時餘傑已是基督徒, 我只是泛泛提醒: 基督徒當以謙卑為本. 他沒有回信.
再往後這十年, 斷斷續續看到他的消息: 時而引出爭議, 時而有新文新書問世. 我想, 餘傑年輕, 因才華而氣盛, 定會漸漸成熟, 我沒有太多關注, 自己距離外部世界本來就遠.
今年回國, 聽到餘傑最新消息, 吃了一驚. 這新消息其實是舊聞, 是去年年底的事情, 他被抓, 被以最殘酷方式羞辱毆打, 很嚴重. 今年年初’出來’, 沉寂很久. 待他的故事一點點外傳, 已是過去近一年的舊事, 可對聽的人來說, 居然是新聞. 此刻回想香港往事, 當時沒把他的險境看作不可忽略的背景, 可能不夠公允.
在這裡回憶和餘傑的短暫接觸, 想說的是, 一個妳見過的人, 有過一次交換意見, 他出事, 感覺就會很不同, 妳會難以置身事外.
可是, 好像’出事’要變成常態. 在香港見過冉雲飛, 我不善言詞, 就沒聊幾句, 只記得他圓圓腦袋笑容有點天真, 聽說是個喜歡琢磨四川歷史的讀書人. 對他一直有點愧疚: 那天他演講, 我因急事和朋友一起中途退場, 本以為有機會道歉, 他卻再沒出現. 我們沒有聯繫. 那天有朋友寫來一句說: 冉雲飛被’請喝茶’了. 我回說喝就喝吧, 心想喝茶他都喝慣了吧. 後來上網一看是刑拘, 就差點跳起來, 開始在網上焦灼地跟蹤進展, 幸好最後看他平安回家.
我還遇到過艾曉明, 本來遠觀她的勁頭, 也以為她是個’強人’, 結果, 看到一個極天真, 開朗, 簡單的人, 我們投緣, 也聊得多點, 惦記就深. 前一陣, 她麻煩連連, 中山大學的住處, 鎖眼被人灌了膠水, 還騷擾不斷. 究其原因, 還是她寫文章拍紀錄片沖過了界限, 一個主要動因, 是她的好友譚作人莫名其妙被判囚五年.
我和朋友一直對艾曉明軟硬兼施, 試圖拖住她至少留在原地不再往前. 我們明說了: 不是為妳, 妳要是沖進牢去, 不是逼我們做朋友的去為妳呼叫? 豈不是拖我們下水? 妳憑什麼改變我們的軌跡, 我們原本可是想當一輩子俗人的. 可是, 料艾曉明會說, 誰拖我離開了自己的軌跡? 我們難道可以回答她說: 是譚作人. 我們只好啞口無言.
順便說說, 跟著艾曉明沖過線的, 還有個年輕女士, 據說她原來一直拍著一點不犯忌甚至有點小資的文化片, 只是陰差陽錯, 和譚作人夫婦做了朋友, 就在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 被命運一把拍過了線, 結果, 自己也淪為綁架毆打的目標, 這一來, 更沒有了回頭路.
不止是熟人, 還有未曾謀面的, 也會覺得忘掉很難. 我在艾曉明紀錄片裡看到譚作人, 他的來路, 他的父母和生活軌跡, 我再熟悉不過, 平平凡凡一個人, 置換一下, 也可能就是妳我; 還有張潔平報道的嘎瑪桑珠, 他和他的妻子, 妳沒法忘記, 說起來, 我們都幹看著, 無能為力; 還有, 海萊特·尼亞孜, 試圖預防暴力衝突, 卻反被判了重刑; 還有陳光誠 … 他們都有親人, 朋友和族人. 他們四周的一圈人, 都被從正常的生活中拖離, 猝不及防, 身不由己.
我看著譚作人十九歲的女兒, 穿著印有她爸爸頭像的T恤衫, 一個人出去’散步’, 不就因為這是她爸, 她無以躲避; 她的同學打氣說, ‘譚爸爸加油’, 不就是看到同窗好友家裡有難, 不可能不關心; 而這位’譚爸爸’, 不就是想到倒在豆腐渣校舍下的孩子, 心有不忍, 想給他們留個名: 那是他的家鄉, 那是他的鄉親.
我想說的是: 再溫和不介入現實政治的人, 在某種情況下都會無法置身事外. 這只是人之常情.
我想, 餘傑事件是一個標誌. 因為歸根結底, 他只是一介書生. 事情可以如此發生, 而且發生在京城, 他可以被暴力碾壓, 碾壓得無所顧忌, 這是一個殘酷現實的標誌. 以此可以推想外省, 推想邊地, 推想為什麼山東臨沂公路的那條生死線可以久久存在, 也可以推想專制和法西斯化的孿生關係可能走到哪一步.
對社會穩定最具殺傷力的, 是司法不公. 它會毀掉人的安全感和對社會的基本信任, 在少數民族地區, 更無疑會帶來民族仇恨和族裔衝突, 而鎮壓其實是對法治的徹底拋棄. 在海萊特·尼亞孜被判刑的時候, 我曾經試圖再一次指出司法不公的危害. 而現在, 一系列綁架毆打, 發展到餘傑事件, 正在嘲笑此類天真: 早已不談司法, 也不是文革的’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 而是無需費力尋找任何罪名和藉口, 黑進黑出, 對異議者乾脆以暴力直接扼殺了之.
我曾經寫過, 納粹的崩潰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假如它不打出去, 只是關起門來, 悄悄建立屠殺猶太人的集中營, 猶太人唯有死路一條, 任人宰割.
法治是對一個現代國家的衡量標準. 假如是知識不夠, 經驗不足而導致司法不健全, 可以逐步完善; 如果是決心摒棄法治, 橫下心來把一個公民群體徹底置於法律保護之外, 任權勢宰割, 那是納粹德國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在這樣的國家, 歌舞昇平下, 沒有人真正安全.
真快, 2011年即將過去, 2012年即將來臨.
送舊迎新, 自不該掃興. 可在此歲末, 面對餘傑事件, 我只能提醒大家也提醒自己, 請不要忘記, 中國改革身後, 尚存巨大陰影: 我們有許多憲政專家和學者, 可時至今日, ‘專政’二字, 還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中, 它毫髮無損, 仍紋絲不動.
Sources: 林達 (December 15, 2011, Issue 009). ‘2011歲末的提醒‘. 陽光時務.
